三、擇吉習俗對元代青花瓷紋飾的影響
    青花瓷器紋飾，題材廣泛，內容豐富，運用較多的是傳統的中國圖案，十分講究吉慶祥瑞的寓意，到清代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。現將較常見的

寓意內容列舉下：
    牡丹一富貴，美麗。菊花一驚寒耐霜，長壽。蓮花一高潔。松竹梅一歲寒三友，清高。龍鳳，祥雲一龍鳳呈祥，石榴一多子，游魚一富足有余，

吉慶有余，年年有余，鹿一祿，鵪鶉一平安，喜鵲一喜慶，蝙蝠一多福，福氣。三只羊，三養開泰。
    中國的吉祥文化源遠流長，擇吉習俗古已有之。原始社會時期，人們開始把龍，鳳當作部族圖騰崇拜的對象。之后，龍，鳳，成為人們心目重點

激情祥瑞之物，為人們所追求，所崇拜。封建帝王還把龍，鳳當作權利，富貴的象征。青花瓷中，龍，鳳文飾隨處可見，尤其是龍紋，不同時代有不

同的特點。元代龍紋小頭細身，龍首帶細長鹿角，多無頭毛。上下鄂較長，分張口和閉口，唇上翹，張口則伸舌，舌小，頸部細而有力，背部出脊，

爪長微內彎，多三爪，四爪，五爪少見，尾巴長而尖，見圖3。明代龍紋多為猎嘴龍，頭變大，身邊粗，尾肥短，上下鄂較長張嘴伸舌，閉嘴的上唇

似如意，鼻的兩側有對稱的長細須，下鄂多有兩束或三束胡須，頭毛是一束束組成，早期頭發少，后期頭發多，彎曲而向上衝，還有怒發之勢，十分

凶猛，龍眼都畫在一面，龍爪似鷹爪，民密多三，四爪，官容多五爪，明代龍紋變化較多，有雲龍，海水龍，翼龍，趕珠龍，香草龍，正面龍，螭虎

龍，爬行龍。清代龍紋頭部人化，頭大身粗，長嘴收縮，方頭大額，頭發向上或后衝，鼻旁有長而卷的兩條須，龍爪似鷄爪，五趾呈風車狀没有力感

。
    四、多元文化對瓷器的影響
    元代中期，隨着文化中心的南移，元燒瓷容址逐漸呈現出”小聚居”的形態，元代陶瓷整體的設計風格不同于宋朝時期的秀美流暢，而是趨向于

粗獷，而且從材質、風格、裝飾設計等方面具有了空前的創造性與多元性。
    這時期技術上采用的元配方”法燒制瓷器。使得瓷器的變形率小，成功率高。器型更加規整；材質上元青花、釉襄紅燒制成功，使釉的穩定性、

繪畫的表現性和瓷器的功能性有機地聯系在一起。
    元代的陶瓷器型注重功能設計與觀念設計，呈現出一種多元融合的造型設計特征。在功能計上，考慮到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與外銷瓷的本土化等

因素，出現了許多新的造型，如扁壺，菱口大盤，菱口大碗、高足杯，高足碗等；到了明清時期．由于統治階級的這些極具民族特色的陶瓷造型式樣

也隨之逐漸消失。元代器型的觀念設計是不同種族文化間的與滲透的結果，此時出現的僧帽壺，多穆壺等就是中原文化與境外文化交融的標志，同時

它們一種民族融合趨勢的象征。
    器型設計的民族化。元代瓷器造型厚重飽滿，樸實穩重，大型器物，如菱口大盤，元代典型器型的設計靈感來源于具有民族特征的日常用品、金

屬器及皮具的造型設計。由于受元代文人崇古思潮的影響，所以對瓷的設計及制作一改宋代陶瓷柔弱纖細的外形特征，以本民族的生活習慣焉基准，

海外市場為目的。在繼承了唐代盛行的典型器型的基礎上，融入了宗教、文化、民族等因素，設計出兼具實用性與裝飾性的作品。
    菱口大盤是元代特有的盤的造型，見圖4。它的設計特點在于實現了外銷瓷的本土化，結合了大盤材質設計與功能設計。作為食器，瓷制大

盤的優越性顯然更大，它不僅具有便于清潔，耐高溫、不變形的特點，而且易于裝飾。從功能上看，它吸收了中西亞大盤的造型特點，符合了伊斯蘭

地區的飲食習慣，即將食物置于大盤、大碗中，眾人席地或圍桌而坐，共同食用。這種習俗在14-15世紀波斯壁畫上有具體描繪。
    元代陶瓷器型的觀念設計主要體現在壺具的設計與制造上。由于外來文化與宗教的深入影響，元代的壺具設計除了傳統的酒壺，茶壺外，奶壺成

為了一個重要的新品種。主要針對統治階級所設計生產的奶壺，規格較小，多以單色釉裝飾。其造型兼顧實用功能與宗教含義，器具整體上顯得肅穆

而宗教意味濃重。僧帽壺就是元代開始出現的壺具器形。它的口沿一側設流，另一側口沿高起似僧帽，束頸，腹部鼓出，下乘圈足。器蓋卧入口沿之

下，呈圓形，一側伸出以遮流，因其形似僧侶的法冠而得名。見圖5。它的用途初期專為佛教僧侶飲茶，后來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步變成普通人也可使

用的茶壺。其設計靈感是受藏文化的影響，僧帽壺用于向佛斟酒或向貴賓表示歡迎敬斟青稞酒的，采用設計局部擬形的設計方法，將宗教觀念具象化

，成為佛教的象征含義，形意結合，恰到好處。作為實用器，
    僧帽壺在仿照銀制”繆甘伊”器形的同時，保留了瓷器的優點。壺蓋的獨特設計，為易滑出的瓷蓋提供了安全保障，平行于壺蓋的較大的流符合

了人們大碗喝酒的生活習俗。造型樣式，變圓潤為凌厲，符合了伊斯蘭地區的審美需求，在實現了對唐代遣風的緬懷的同時，還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

益。
    總之，元代瓷器是社會發展的產物，是生產力發展，工藝進步的產物。尤其青花瓷器從一產生，就融入了民俗的內容，并注入了宗教的因素。它

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，同時也反映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。官容生產制作講究，文飾規矩，題材內容拘謹，并因朝廷政治的需要及

皇帝個人的喜好而帶上了濃厚的宗教色彩，民容造型變化多，官窖和民容又相互影響，相得益彰，共同向前發展，并以寫實傳神的深厚功力塑造了一

個個不可復制的典型藝術造型，融匯着中外文化的精華，譜寫了中國元代瓷器絢麗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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